解读人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、“国家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开放实验室”首席科学家钱克明
　　记者：今年1号文件的着力点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。
　　钱克明：的确如此。正是在中央一系列重大支农政策引领下，去年我国粮食生产摆脱连续5年减产的阴影，农民增收走出连续7年的低速徘徊。但要使我国数量巨大的农民持续增收，还应该建立一种长效机制。换句话说，就中长期的决策而言，要将公共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提高我国农业和农村生产力水平上。今年1号文件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，这将对加强农业基础、繁荣农村经济带来“乘法效应”，一元钱的投入可以产生几元钱的效益。
　　记者：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技、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又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呢？
　　钱克明：我们“政策实验室”根据近10年来的相关数据，通过量化模拟测算得出的结果表明，在农村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对农业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很大，而灌溉和科技等投资则对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的作用十分突出，“乘数效应”明显。
　　根据我们的测算，不同支持方式对农业GDP将产生不同的影响。在政府的农村公共投资中，对科技的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9.59元，对教育的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3.71元，对道路投资可增加2.12元，对通讯投资可增加1.91元。
　　而不同支持方式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中，灌溉投资的回报率最高，每1元灌溉投资可增加粮食5.56公斤，对科技的每1元投资可增加粮食4.41公斤。可见，公共财政资金在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技、教育等方面的投入，每1元钱都能产生几元钱的效益。因此，今后在继续加大“两减免、三补贴”等政策实施力度，做好“加减法”的同时，还应做好“乘法”，大幅度增加农村公共投资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。
　　未来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是要做“除法”，即消除农业管理体制、农村金融和要素市场及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制度方面的弊端。
　　记者：去年农业生产出现重要转机，但正如今年1号文件指出那样，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，您认为这“深层次矛盾”到底是什么？
　　钱克明：我认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主要有两个：一是我国农业人口众多，人均占有资源不足；二是单位资源的生产能力不足。而要解决深层次矛盾，一是要通过种种措施提高城市化水平，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，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，使农村人均占有资源得到明显提高；二是要落实1号文件，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投资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，加快农业科技进步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从而提高单位资源的生产能力。
　　记者：今年1号文件提出“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”，您怎样认为？
　　钱克明：深化农村改革在很多方面还只能说是刚刚“破题”，就长期决策而言，未来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是要学会做好“除法”，即以制度建设为重心，消除我国农业行政管理及乡镇管理体制中的弊端，使我国农业行政管理及支持政策规范化、制度化、法律化，同时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、加快农村土地、金融及其它要素市场的培育，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。
　　就完善政府管理农业的方式来讲，建议以1号文件中的核心内容为基调，将其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措施上升到法律层面，使政府对农业的管理步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，保证农业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也可以节约每年政策制定、动员、宣传和执行的成本。
　　据《人民日报》